琼瑶知死

步入老年的琼瑶写起了她的晚年生活以及她对死亡的思考,这样的思考来自于丈夫平鑫涛。对于琼瑶来说,丈夫生病后的日子是煎熬痛苦的,在接受GQ的采访时她说:“每天对我都是折磨。鑫涛这种状态,折磨大概只有对我一个人。因为我对他的感情是那么强烈。”琼瑶甚至想过和丈夫“相约殉情”安乐死。

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GQ实验室”(ID:GQZHIZU),作者:徐沉沉。

新的一年,万物进入新的轮回,希望又回到很多人的生活里。但对有些人来说,改变是不可撤销的。

 

过去几年,琼瑶尽心照顾丈夫最后时刻的生命质量。他没能按自己的设想自然死去,失智中风成了卧床老人,这让琼瑶备受折磨。她也将独自面对以后的人生,直到最后。

 

当琼瑶遇到死亡,一个不普通的女性面对了最普遍的问题。她展示了一位老人对伴侣的爱意与关照,同样遭受了传统观念对“死亡”的争议,并做出妥协。

 

死亡足够普通,这是每个人的归处。

 

但死亡和由它而来的沉重问题,又被人们刻意回避。对“死”的思考盘踞在琼瑶脑海里,让她以79岁高龄再次走进公众视野,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。

 

琼瑶的影响力,让那些等待死亡的边缘人群得以被主流社会看见。而对爱情的奋不顾身,是她小说主人公身上的鲜明特质,也是她在人生中践行并一以贯之的东西。这也使琼瑶自己的爱情故事在行至尾声时,再一次激起时代波澜。

看上去,琼瑶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。她皮肤细腻,没什么皱纹,口红的颜色是鲜亮的。每隔几天,她都要请人到家中洗头梳妆;见客之前,更要精心打扮自己:头发吹得微微蓬松,脸庞照旧白皙光洁。她身上不见太多修饰,但是得体。

见客是件辛苦事,几个小时的采访和拍摄之后,琼瑶经常需要休息几天。但这次,为了宣传新书,她下足了力气,两场记者会之外,甚至请了媒体到家里来做专访。这是十几年来不曾有过的事。

新书的内容,包含琼瑶的晚年生活,以及她对死亡的思考。这些思考从她的丈夫平鑫涛病重之后开始。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曾经是人尽皆知的八卦,最近十多年里,二人的命运更加休戚相关。琼瑶尽心照顾丈夫,并为丈夫应该如何死去与平家子女们发生冲突。

 

2017年8月29日,琼瑶在新书座谈会现场

 

2017年9月初,琼瑶在家里等待媒体采访。她的客厅里,地面的石材、沙发,直到洗手间的水池都是红色,房间宽敞明亮,有两面大窗,可以看到满园植物在明媚的夏天里摇曳。

“我看他(丈夫)一点一点流失掉,如果我不爱他,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。……后来我说两个相依为命的老人太相爱是不好的,太相爱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怎么办?”坐在她的红沙发上,琼瑶说。

“我把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写出来,是让别的家属不要犯同样的错误,告诉大家有一个东西叫做善终权……我还有我的影响。”

聊过3个小时,她的疲惫显露出来,叫印佣拿了喉糖来吃,然后说:“去参观一下拼图室我们就结束吧,我带你去。”温和笃定,声音是颤的,有点哑。

琼瑶已经79岁了,人们时常忘记这一点。她的老态是站起来后才显露的。琼瑶分外娇小,照顾丈夫失去的6公斤体重让她至今瘦弱。这天她穿了一双草编底的拖鞋,上边是黑色缎面。她几步走到我身边,脚步又轻又慢,有点颤巍巍的;又自然地牵住我的手,像祖辈对待小辈那样。她的手娇小绵软,握上去很温暖。

 

然后,她迈着同样缓慢的步伐领我去坐电梯,秘书小步跟着她。

 

大厦

这栋房子每处都花过心思:琼瑶习惯独居,平鑫涛就把他们的卧室设计成相连的两间;他还在琼瑶的化妆间里放满鲜花,趁她不在时更换,不让她见到花凋谢的样子;每天睡前他们要一起看电影,楼里还有一间电影院。

琼瑶搬到这里将近40年了,当时只是普通的洋房。随她一同入住的有儿子和丈夫,她和丈夫都是二婚。

1963年,作家琼瑶被《皇冠》杂志的社长平鑫涛看中,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窗外》,讲女学生和老师谈恋爱的故事,脱胎于自己的经历。

很快,《窗外》出了单行本。这让爱情作家“琼瑶”广为人知,也让创办了九年的皇冠杂志社扭亏为盈。穷困的女作家和潦倒的杂志社就此摆脱了之前的命运。

平鑫涛鼓励她从高雄搬到台北,租公寓、雇女佣,从养育孩子当中抽身。他鼓励她尽可能多地写作。那时琼瑶每天要写12小时以上,手缠纱布也不停歇。她的小说都在皇冠出版。两人没签约,但任何人都没能挖角。再往后,平鑫涛说服她拍电影、央求她拍电视剧,让作家变成了编剧。

他还和她谈恋爱,为她离婚。

琼瑶和平鑫涛夫妻二人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

琼瑶靠写作赚钱,快40岁才改善了生活。平鑫涛等到自己的3个孩子都年满15才离婚,那时她正过得自在,父母又极力反对这段婚外情,她觉得没了结婚的必要——潜意识里还有“也让你尝尝等待的滋味”。婚事一拖就是3年。1979年5月,41岁的琼瑶嫁给了52岁的平鑫涛。

婚后他们从敦化南路的钻石大厦搬了家。琼瑶卖掉公寓贷了款,全家住进这栋台北东区的小洋房里,四周都是空地和田野,穿过屋前的芭蕉林就是一条铁路。她给新家取名可园,攒钱陆续买下屋旁的零散地块。29年前,小洋房被推倒改成了花园,旁边建起这座粉色的高楼。

琼瑶在花园的凉亭里写手稿,在6楼的书房里敲电脑。几十年过去,可园四周田野变了楼群。

她家里也增了人口。儿子陈中维婚后给她添了两个孙女,一家6口住在这栋7层大厦里。从她卧室或者书房的窗口望出去,花园里有火焰木怒放着红色的花朵,不远处就是台北的101大楼。

一切看上去都很好。直到平鑫涛生了第一场大病。2002年,他得了带状疱疹,琼瑶每天抖着手给他换药,清创的时候,常常血和脓粘在一起。

照顾丈夫渐渐变成了第一要紧的事,写作要看他的身体状况进行:平鑫涛身体恢复了,她写剧本,拍了《又见一帘幽梦》;平鑫涛做开胸手术,她在家守了他两年;平鑫涛的身体再度好转,她四年写了两部剧本,拍了《新还珠格格》和《花非花,雾非雾》。琼瑶十几年没出过中国台湾了。早些年她爱旅游,写完稿就要出去逛商场,在电脑前坐得再久,她从不觉得自己是宅女。

但从那时起,这栋房子真正成了容纳她人生最多时间的地方。第二多的地方是医院。

 

爱情的结局

 

丈夫帮琼瑶做最后一个决定时,她并没有察觉。

2014年春天,她在重写《梅花烙》的剧本。琼瑶的弧形键盘上,快捷键一敲就是一句常用台词。她还像年轻时那样,写作一旦开始就闭关创作。她不上网,不见人,4个多月敲了45万字。

新剧定名《梅花烙传奇》,准备9月份开拍。儿媳何琇琼却在这时打来电话,告诉她剧情被于正抄袭了。

琼瑶给湖南台的新任台长打电话,答复是戏照常播。这是她和湖南台合作的第25个年头。她掉了眼泪,觉得自己被亲人伤害了。不久前,新台长还在她家,“热情地握着我的手,要我永远相信湖南卫视对我的重视和友谊。”

要不要打官司呢?一天晚上,全家聚在她的卧室里商量。是平鑫涛说:“告。”很坚决。因为他身体不佳,这件事琼瑶一直瞒着丈夫。但他这会充满了力量,劝家人“赌一把世间还有没有正义”。

官司延宕两年,最终胜诉。但在当时,琼瑶觉出了别的不对。丈夫常嘱咐儿媳:“我老了,没办法保护妈妈了,这场官司,你要把握好”,还有“千万要保护妈妈”。说了一次,琼瑶觉得他比自己还生气。第二天又说,然后反反复复地说了很多次。她心里渐渐觉得不妙。

平鑫涛已经有几年没生过大病了,时间长得够她做出那两部电视剧。这情形,琼瑶担心是失智症。她妈妈得了这个病,家里还有长辈也是如此。她最怕这个。

没多久,丈夫的一手好字写不出了,稿子也看不懂了。她立刻让秘书挂号,带他看脑神经科。等检查结果的一周里,他已经要靠拐杖走路。检查结果是中风。

到了2015年,晚上照例看电影,丈夫却把片子停住,问她“前面演了些什么?”平鑫涛的女儿平莹为琼瑶推荐了台北荣民总医院老年精神科的医生。

秘书带平鑫涛看病回来那天,琼瑶又在忙官司的事。好在平鑫涛一进门就笑着喊:“医生说我没有阿兹海默症,你放心啦!”秘书淑玲却对她使眼色。琼瑶心里骤然一紧。

当晚,她给大夫打了电话,得到确切消息:平鑫涛得了血管型失智症。他会很容易摔跤,病程伴随着中风加重。

琼瑶问:“这就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站了,是吗?”

“是。”

她问:“他最后会把他生命里所有的人和事都忘掉,是吗?”

“是。”

她又问:“他会最后忘掉我吗?”

“不一定。”

她的爱情要有结局了,以她最恐惧的方式。琼瑶整夜没睡,她反复哭,心绞痛起来就“自己抱住自己”。她还无数次地走过那20步,到另一间卧室里查看丈夫是否安好。第二天一早,她让秘书去书店里买医学书,又把陈中维、何琇琼和两个孙女叫到身边,郑重宣布爷爷失智的消息。一家三代四个女人抱在一起哭。

演员李丽凤是从电话里猜出平鑫涛出事的。她两三天就要和琼瑶通一次话关心近况,或者逢年过节打来问候。许多年来,琼瑶家的电话总是平鑫涛接,他要过滤信息。这一年的年关,琼瑶自己接了电话。

他不记得了

一顿饭吃下来,琼瑶没有自己夹过菜,这件事李丽凤也一直记得。

她是琼瑶剧的老班底了。从1975年拍《在水一方》,琼瑶夫妇一起吃饭,平鑫涛给她夹了每一道菜,李丽凤羡慕极了。后来她们在饭店里打电动游戏,琼瑶玩得挺带劲,平鑫涛马上买了4台一人高的街机放在她家;琼瑶喜欢打保龄球,平鑫涛就给她在家盖了保龄球馆;她还发现可园那座古色古香的凉亭上安着纱门,原因是丈夫怕妻子在里头写稿挨蚊子咬。

十几年后,《还珠格格》的剧组来中国台湾做宣传,赶上周杰失恋,琼瑶在书房陪他聊到凌晨两三点。周杰坐在地毯上要烟抽,琼瑶点了头,平鑫涛半夜下楼去买;再十几年后,演员张睿到这里宣传新专辑,琼瑶留他在家吃晚饭。桌上有平鑫涛亲自炖的牛肉和卤了几个小时的蛋。张睿坐在琼瑶身边,不知道说什么好,把菜一道一道拍下来,存到硬盘里。

平鑫涛还在写作的间隙陪她旅行,游遍了世界;给她的情书从年轻一直写到老,七八十岁了,写卡片还要叫她“亲爱的老婆”。他们都是外省人,都在贫穷里度过青春。哪怕在取得经济自由之后,他仍鼓励她写作,共创事业。琼瑶的才华在丈夫这里是不允许被浪费的。

他一直照顾她,让琼瑶的幸福保持在稳定状态。现在轮到琼瑶照顾平鑫涛了,直到最后。

 

《雪花飘落之前》新书座谈会上,琼瑶携家人上台向观众致谢,从左至右依次是孙女陈可嘉,儿媳何琇琼,琼瑶,儿子陈中维

 

她每天问丈夫三个问题:你好不好?你有没有不舒服?还有“你还爱不爱我?”

平鑫涛在浴室里摔了一次,医生诊断无碍,琼瑶还是请了新的印佣,把依达换成哈达——新印佣有6年的照顾老人经验,能说很清楚的普通话。她还给丈夫的卧室换了医院一样的升降病床;又买日本进口的老人椅给他做宝座,还买美国进口的太阳灯,电动拍背器……可平鑫涛还是又摔了一跤,也不喊她“亲爱的老婆“了。他的状态在下滑。

熬到夏天,8月的一场发烧,荣总的医生建议给平鑫涛插鼻胃管。琼瑶心里一紧,叫来他的儿女,让平云带着平鑫涛的信来。医生判断是肺部感染,看了信只说:“只要把肺部感染治好了,就可以把鼻胃管拿掉,再度用嘴进食。”鼻胃管插不插,成了一个问题。

2014年10月,丈夫让琼瑶代他写了封信。信是写给他儿女的,是对身后事的交代:

“一、当我病危(平鑫涛原本想写昏迷不醒,“病危”是根据琼瑶的建议改的)的时候,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,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,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。二、所以,无论是气切、电击、插管、鼻胃管、导尿管……通通不要,让我走得清清爽爽。”

年轻的时候,她用笔写作,手指总是肿的。读者回信都由她口述,丈夫执笔;后来她懒于写序,平鑫涛就为她代序。这次终于轮到她用电脑代丈夫打字,并代替丈夫来表达意愿。

琼瑶拒绝插鼻胃管。平鑫涛的儿子说:“如果不帮他插,我要先看到病危通知书。”

鼻胃管还是插了。他抓着她的手,喊:“快救我”,“不要开刀”。她把他的床放低,跪在床前,双手握住平鑫涛的右手,哭着发誓:“这是最后一次,以后都听你的,你不要做的事,我再也不会让它发生了!相信我,相信我!”

平鑫涛那张老朽的、有点歪斜的脸庞与妻子那张年轻得多的脸庞相对而泣时,秘书和儿媳走进病房,拉琼瑶起身,她膝盖疼了很多年,原本不能跪的。再回到可园,她又失眠,吃了两颗安眠药才睡着,梦见平鑫涛向她呼救。

住院12天回家,平鑫涛状态下滑,不会吃固体食物了,也不认得自己的卧室。

下半年,他沉默、嗜睡,对谁都爱理不理。复健也去不了了。琼瑶看了很多医书,自己设计游戏训练他的反应力——“金锁银锁卡啦一锁”是摊开手掌捉他的手指;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”是让他跟着舞动手臂。她买儿童画板哄他画画,又发动全家争抢着买画哄他开心。下滑没有停止。即使在精神最好的时候,他仍然左手无力右手颤抖,画比字退化得还厉害。琼瑶感到悲哀,但无能为力。她发现两个人太相爱并不是一件好事。

2015年的冬天特別冷,琼瑶总让平鑫涛的所到之处保持温暖。他已经不会用画图板了,到了晚上,琼瑶就把他推进地下二层。这里冬暖夏凉,终年维持在25摄氏度。

她让平鑫涛看墙上那对大熊拼图。问:“这是你让人装配的,记得吗?那天你好得意,配好了叫我下来看,直说这样的天才老公上哪儿找?记得吗?”

他目不转睛,只会说:“画廊……太震撼了!”琼瑶知道他不记得了。

发现丈夫连她也不记得了是个偶然。那个晚上,平鑫涛照常坐在“宝座”上,琼瑶坐他脚边的小凳。她换了自己的问题:“有一个人,名字叫做琼瑶,你知道她吗?”他答:“不知道!”

她拿了一本《皇冠》杂志,问:“这是什么书,你知道吗?”

“不知道!”

她再找一本《皇冠》60周年特刊,问:“这本呢?”

“不知道!”

琼瑶没哭。她把书抛开,用手臂环抱住丈夫,在他耳边低声说:“你什么都没有了,失去的永远不会回来了。”她问:“我还能为你做什么?你……想不想去瑞士?”瑞士是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。

原本,琼瑶更为“理想”的死法是和丈夫相约殉情。

1975年,经济学家刘大中查出肠癌,他带着妻子回美国母校,在山清水秀的大学里服药殉情。几个朋友在琼瑶家的聚会上聊起这事,她就觉得那种死法很美。老友沈君山也在场,他也跟她一样羡慕,只有平鑫涛主张自然死。那时他们正值壮年,琼瑶还没跟平鑫涛结婚。

2007年,75岁的沈君山三度中风,被违背意愿插了管,从此再没离开卧榻。再聊死亡,话题不那么远,琼瑶和平鑫涛也是一对老夫妻了。他说:“我们绝对不能变成这样。”这次两个人达成了共识。

到了2013年,琼瑶75岁了。她和平鑫涛提了殉情:“你比我大11岁,可能你会走在我前面。你走在我前面之后,我不见得还能够单独活下去。”她问丈夫可不可以浪漫一点,“我们定一个日子,什么时候活够了我配合你的时间,一起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,或者是到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。我们就自我安乐死。”琼瑶老了,她仍然觉得这种死法浪漫。

平鑫涛起初不同意,说“这个不行”。琼瑶一直求他,说“这个一定要做”。他答应了,定了个日期,等到那天却又忘了。

“我们有个约定你还记得吗?”琼瑶问他,“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死吗?”

他想起来了,“坐下来,坐下来,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好谈一谈。”

那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地讨论死亡。平鑫涛说:“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,这才是正确的方向。”又嘱咐妻子:“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万一我先走了,你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路。我不要你做这样的选择。”

事到临头,殉情或者安乐死应该是做不成了,琼瑶接受了丈夫自然死亡的观念。

 

死亡的权利

 

几乎在丈夫忘记琼瑶的同时,台湾当局有了所谓“《病人自主权利法》”。只是她还不知道。

2015年12月18日,杨玉欣的身份是国民党的政界人士。确切地说,台湾立法主管部门的第8届第8会期持续到这天下午3点,她此刻还是政界人士。任期还有几个小时就结束了,她一大早就被人抱上汽车,一直开到台湾立法主管部门的门口。7点钟,又被人从车上卸下来,放进轮椅,推进协商室里。

中国台湾前政界人士杨玉欣

 

卸任前,杨玉欣还有最后的一宗法案等待通过。当琼瑶在寻求安乐死的可能性时,她在试着把这个议题往前推进一步——即使安乐死为时尚早,人们也应该享有对医疗说不的权利。这法案贯穿了她四年的任期。

台湾当局现行的所谓“《安宁缓和医疗条例》”规定——被两名以上专业医师判定为末期病人、走相关程序立病人意愿书或家属同意书,即可享有拒绝医疗的权利。杨玉欣想要推动的所谓“《病人自主权利法》”把适用人群扩大了,病人成为了主体。据规定,具完全行为能力的人,对病情和医疗选项有优先知情、选择与决定权,可以预立医疗决定,在符合特定临床条件时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医疗。

如果通过,这就是亚洲第一部医疗自主权利法。但是太难了。即使所有党派的党团协商都能赶在这几个小时里达成一致,在她卸任后还有二读和三读两道门槛拦着。只要任何一个人提出反对,事都成不了。

杨玉欣的轮椅停在协商室里靠门的地方。她看着台湾立法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主持各种议题,政界人士们在眼前进进出出,这里和菜市场一样嘈杂。她只能等。党团同意签出法案之前,还轮不到她见院长。

 

她的办公室主任、研究员,还有先生孙效智都来了。协商室只有同样身份的人能进,他们把杨玉欣摆在门口,自己等在办公室里。

民进党的“党团会议”开始了。杨玉欣事先做足了准备:对方田秋堇委员的爸爸有切身的痛苦经历,愿意支持法案;柯见铭委员有医学背景,她找他做过很多次专业讨论。会议前,民进党里发言支持的人已经安排好,她要跟抵制者来人海战术。

 

上午快过完了,杨玉欣的办公室主任打过电话来,法案被民进党签出了。但坏消息马上也来了。法案遭到了台联党的抵制。所有人措手不及。办公室里的高层全员出动,每个电话都在问“你有没有认识谁谁可以沟通?”杨玉欣疯狂地拨电话,从党鞭到秘书长,一个一个打过去拜托。

对方还是不签。得到国民党的政治交换之前,他们怎么沟通都只得到一句抱歉。文件送不出去,一直拿在杨玉欣手上。

她没想到民生议题还要用作交换。对死亡的知情与选择,早就是一些地方的基本人权,但它却是华人语境里的禁忌、社会的边缘话题。

被死亡为难的人——他们可能被隐瞒病情、接受过度医疗、违背意愿延长生命,或者经历着医疗无法解脱的痛苦却求死无门……这些人真实存在,却总是被主流所忽视。

对于面临死亡的人,“如何死去”是残酷的问题;对需要死亡的人,一旦这份权利被大环境剥夺,就只剩下无解的痛苦。对其他人,死亡也只能暂时逃避。

杨玉欣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到这一步之前,法案已经被讨论过无数次。杨玉欣早就记不清自己开过多少场公听会了。每次讨论,卫服部、法务部、司法院还有医学界和病友团体的代表都要悉数到场,会议六小时起开,每场中途休息30分钟。杨玉欣要穿着铁甲才能在轮椅上坐住,去一次洗手间预计要花20分钟。她不敢错过一个字,每次也都不敢吃喝。

起初会议是专业性的,逐句讨论文字,越到后来政治的意味越浓。但政治不是最让人绝望的,早先很长一段时间的沟通无门才让人绝望。不少人避讳“死”字,根本不愿意见她,话头一提起对方就找借口溜了。同样的身份,杨玉欣要一直吃别人的闭门羹。

但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。在国民党党团和党鞭的力挺下,法案通过了。签出时间是当天下午2点59分30秒,距离卸任还有半分钟。这部法案将在2019年执行。

背叛

 

新的一年到来,琼瑶先是习惯了叫救护车:丈夫1月跌倒送医,2月发烧送医一次,连续呕吐送医一次。她一直胃疼,还是秘书给她挂了号,趁平鑫涛入院全麻时她照了胃镜。她从食道一直到十二指肠都已经有了溃疡,压力引起的,离胃穿孔不远了。

知道了结果,琼瑶坐在候诊室生闷气。秘书领药过来,她突然站起来,坚定地要求去营养科。还说:“我不能生病,我得马上治好它。”

2016年2月29日晚上,丈夫呻吟不止,失去了回应。挨到天亮,一家人又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急救室。琼瑶和医生讨论病情,拿出封信拿给她看。

第3天,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了,又是中风。医生握着琼瑶的手,告诉她要有心理准备:“恐怕平先生再也不会醒来,不会和你玩‘上山打老虎’了。”

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她冲进病房,握住丈夫的手扑倒在他身上。又到了决定是否插管的时候。琼瑶告诉医生:“我尊重他,什么管子都不要插!”她时刻记着丈夫对死亡的意愿,这是她能帮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

她把平鑫涛的儿女叫来,两家人开了一次没有结果的家庭会议。医生的判断是不插鼻胃管,两三个月内他就会离去;如果插管,维持生命的时间或许是几年。儿女相信爸爸会好转,坚持插管。医生离开前又留下一个判断:鼻胃管插了上去,就会终身跟着他。

壮年时期的琼瑶和丈夫平鑫涛

 

回到病房,琼瑶说,丈夫不会恢复如初了。平鑫涛的儿子说:“只要插了鼻胃管,我爸就会好,你为什么不向前看呢?”

琼瑶几近崩溃。这段感情的开端注定了她和平家子女关系的脆弱,但她要维护爱人的约定。她一会儿想“我已经努力了五十年,我不要三个儿女恨我!”一会儿又控制不住地爆发,对他们喊:“在这全世界,没有一个人,像我这样爱你们的爸爸!”或者“‘凄凄惨惨地躺着’那样是爱吗?是爱吗?”

她哭着出病房,回可园,走进卧室站了很久。20步外就是她买来的专业病床。“在那一瞬间,我明白,我失去了鑫涛,也失去了他的儿女!因为那根他妈的鼻胃管!”一年之后,等到琼瑶愿意诉说的时候,她在 Facebook 上这样写,并罕见地说了粗话。

平鑫涛转到了脑神经内,会诊确认,他大脑里有中风后再也不能恢复的坏死组织。面积是11×8×3cm。于是又开会。新的主治医生又提议插管,琼瑶请他和上一位医生谈,给他看会议记录。

平鑫涛开始打白蛋白了。药物挂在点滴架上,两只手臂都是累累针孔,只能在脚踝上找血管——如果插了鼻胃管,药就可以直接灌进去。平家子女在怨她。琼瑶还是坚持:“让他这样离开,我会很痛很痛。可是,让他加工活着,变成卧床老人,我会对他歉疚终身!请你们为他想想吧!”平家子女说:“他现在没有病危。”

琼瑶后悔到想给自己一耳光,但她仍然坚定。后来回想此刻的心情,她在书里写:“我不帮他做主,没人能帮他做主!……我不能背叛鑫涛,我不能不为他长远着想,所有的箭射向我吧!我挺立在那儿,让他们的眼光,把我碎尸万段!”

当晚,吃了抗抑郁药和安眠药,琼瑶还是睡不着。凌晨一点多,她发了一封短信给丈夫的儿女,还在劝说:“真正爱他,请不要让他陷进他最怕的境地!”没有回复。

她独自躺在床上,感受煎熬。

第二天,平莹来电让她咨询一个人。晚上十一点多,她给前麻醉科医生、现在皇冠出版社的作家侯文咏打了个电话。他早前是她家的医疗顾问。他也劝琼瑶同意插管。琼瑶说丈夫的病况,又提到那封信。挂电话前,他说:“现在不插管,他注定是死。”还有:“治疗效果不好,你再把鼻胃管拿掉不就好了?”

挂了电话,琼瑶第一次筋疲力尽。她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条鼻胃管的问题:她想到自己的名人身份、想到那段婚外情,还有仍受争议的“善终权”。她感觉自己会成为全世界的饭后谈资:你们知道那个琼瑶吗?当初抢人家丈夫,过了几十年好日子,等到平鑫涛老了、失智了,她就不想照顾而要他去死。琼瑶甚至想到了阮玲玉。

“如果坚持不插管,平鑫涛的儿女会恨死我,整个社会也会批判我。”天亮时,她妥协了,给平家子女发短信:“爱有很多种,我相信你们也是爱爸爸的。”

为了不让自己后悔,她选在第二天执行。两家人再聚齐,她在丈夫床前坐下,先是握着他的手忏悔,又抱住他的头,说了一串对不起。

儿媳给她递纸巾,琼瑶没哭。她坚持找值班医生帮丈夫插管,合十双手对着他拜。插管的时候却不忍心看,她和秘书走到楼下去逛商场。

回到病房,鼻胃管插好了。丈夫在呻吟,像上次一样想扯掉鼻子上的异物,印佣哄着他。琼瑶走到床边看他。五十多年来,这时她突然觉得他们真正分开了。“他不再爱我了”,她想。琼瑶觉得自己背叛了丈夫。出了病房她往电梯走去,她决定付出代价,想爬到医院的顶楼跳下去。

她第一次自杀是童年。抗战时期跟着爸妈逃难,从湖南往重庆跑,她的孪生弟弟和小弟丢了,爸妈带她投河;少女时代在宝岛度过,她因为学习不好,和与比自己大21岁的老师谈恋爱,两度吃安眠药自杀。老年再回望,第一次是走投无路,青春期大概都有没办法管控自己情绪的时候。等到做了母亲,有了责任感,就再没往这方面想过。

现在她觉得自己责任已了。“先走一步我也解脱了,也不必以后七八年再来背负这个煎熬”,她想。她也只想到这一步可走。

失去爱情的琼瑶没有跳楼,她甚至都没去成楼顶。她在病房门口被儿媳和秘书拉住——插管之后,平鑫涛要转院。针对卧床老人的长照中心条件很坏,私立医院有好病房,但是价格贵而且一床难求。何琇琼托人找到一间,需要琼瑶赶快做决定。

没死成,她的责任感又来了,开始忙着勘察医院、转院手续、交代护士和印佣。

 

平鑫涛一向和琼瑶共担风雨。80年代,他决定拍电视剧,周五播出了第一集,下周一要播的戏还没有剧本。琼瑶原本极力反对做电视剧,但还是哭着赶了剧本,不到两周把收视率从最末救到第一。别人在楼下开香槟时她还在楼上写戏;1990年,电视剧《婉君》在台播出前两天接到通知,第一集必须删除,否则不准播出。这是他们到大陆拍的第一部电视剧,琼瑶决定不删。电视剧不播出的赔偿费相当于卖掉房子,再加上两人的所有积蓄。平鑫涛支持她,召开新闻发布会,用舆论向主管部门施压。

但是这次,他成了她的风雨。

书,信

 

平鑫涛再也没从医院出来过。入院第一周,琼瑶每天都去看他。护士劝她不用来这么勤,“他每天都一样”。后来她隔一天去看他一次,渐渐改为一周三次。她总在上午去医院,去病房待到将近一点回家吃午饭,然后发呆、乱想。心里难受得挨不住了,就写几行思念丈夫的散文,她叫它们《无法投递的信》。

失眠是她年轻时就有的毛病,这时也常常发作。卧室的电灯开关上,丈夫贴上去遮挡亮点的胶布还在,夜里睡不着,她就在自己和平鑫涛相连的两间卧室里徘徊。20步的距离里,悔恨和痛苦涌上来,又想象各种自杀的方法。

琼瑶这样低落了一年,直到2017年3月12日。这天她又失眠,在临近早晨的时候睡着了一会,又梦见平鑫涛。梦里的他年轻,充满活力,拿着一沓稿纸放到桌上,命令她“写”。“把你面对的问题和经过,通通写出来。”醒来之后,梦里的情景依然清晰。琼瑶记得他让自己替那些无法发声的老人们说话,“把你面对的问题和经过,通通写出来。”

这个早晨,她下了床,起身梳洗,换好衣服,打开电脑。

过去几十年里,琼瑶的一天经常这样开始。除了吃饭,她整天坐在电脑前写稿。要到晚上12点,平鑫涛叫她下楼,一起去影厅里看部电影然后休息。这套程序快两年没执行了。丈夫患上血管型失智症以后,她把电脑从6楼的书房搬进了5楼的卧室,想在照顾他之余写点东西。但坐在电脑前的机会寥寥可数。

她给儿子和儿媳写了一封信,从早上写到下午,早餐午餐都没吃。信里写了她对死的选择:不及急救,不插管,不住加护病房,死后火化花葬,不要宗教仪式;然后她又写“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,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,意义重大”。

下午3点45分,她把这封信贴上了 Facebook。这是她第一次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东西,也是琼瑶第一次公开谈论死亡。她还在信下附上了一个链接,她从这里听说了所谓“《病人自主权利法》”。

 

窗外天有点阴。可园的院子里花木葱茏,凤凰木如盖的枝桠探出院墙,给忠孝东路的巷子里又添一抹绿意。琼瑶的信在窗外的世界里迅速传播。晚上,儿媳何琇琼打来电话。她哭了,说:妈妈,你要做的事我们都会帮你做。儿子陈中维从楼下冲上来找她,问:妈妈你写了一封信给我?为什么不直接下楼交给我?

琼瑶让儿子去网上读信。陈中维看完又冲上来抱住她,保证让她善终。陈中维一直管继父叫平伯伯。他说:“十年前我不会了解,可能会说救到底,但是现在我给你保证。”

这封信之后,琼瑶真正开笔了。她回忆自己照顾丈夫的点滴,打算出本书。她把自己的故事按章节写好,即时贴上 Facebook。除了对丈夫的照顾,她还回忆花园里的草木和锦鲤,展示丈夫老年时期写给自己的卡片和情书。唯独丈夫的病容一直不忍公布。

有人在留言里推荐陈秀丹。琼瑶把她的文章转到自己的主页,是关于死亡权利的。

在这里,陈秀丹医生名声很大。不断有病人从各处转院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,找她当主治医生。这些人都想求死。

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医师陈秀丹

 

说到底,华人世界里抢救到底才是孝。一个人的“死”往往是整个家庭的命题,具体方式、时间,甚至是否知情都可能由别人决定。中国台湾有超过五成的医生为了避免纠纷而实施无效医疗——当医疗再也不能“增进病人健康或减少伤害”时,它仍然继续。快死的病人不能再开口了,一旦病人和家属在死亡意愿上出现分歧,执意留住病人的家属才是能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人。

那些在其他医院撤不掉维生设备的人,就转院到陈秀丹的名下享受一死。

在重症病房做了十几年医生,她最熟悉抢救,早就见过求死不得的病人。这让她绝望,也认定死亡是病人的权利。陈秀丹激进敢言,别人怕的东西难不倒她。有人警告或者到医院投诉她也不退缩。

琼瑶还在留言里发现了一张照片,是30年前丈夫为她代笔回复的读者来信。

作家年逾古稀,读者人已中年,仍在留言里写:“无论外界怎么想,我始终是您的信仰者。”

他看到琼瑶的第一封信时父母都遭了“抢救到底”的罪。父亲死前脑溢血卧床7年半,84岁的母亲脑坏死四分之一,糖尿病导致失明和截肢,已经卧床5年。医师无视“不积极治疗同意书”,一样说:“鼻胃管也没有什么。”他要求出院,病房氛围凝重。

4月2日,琼瑶把这篇回复写成文章发表。她加了他好友,劝他不要被“孝”字绑架。他们谈起来了,琼瑶写“只有你看出我心里的洞是怎么回事?谢谢你说更敬佩鑫涛,因为我爱他也更甚于爱自己。”或者是“我陷在自己逃不出去的漩涡里,原因不是一点点,是很多很多点……我确实有‘呼救’的意思!”

留言板里有人说自己得到启示,也有人评:“其实是琼瑶女士自己把关键问题跑偏了,对老年失智患者的照顾本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,她非要和公示自己和平老先生的私生活、展示自己内心、暴露个人情感紧密联系起来。这样的话,别人当然会把她的选择和决定与她的个人感情连成一体看……”

爱情作家的爱情结局在网上持续发酵。5月初,平云用女儿的账号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应琼瑶。

信里写,琼瑶告诉他们“对我来说,你们的父亲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,从今以后请你们自己照顾,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”,还有“我们很感谢这一年多年来您反过来对父亲的照顾,但比起百分之六十多长照家庭必须完全靠亲人自己照料的辛苦,您有1个秘书、2个看护、1个佣人可以使唤,您有儿孙,父亲也有自己的子女,您并非孤立无援”。

琼瑶否认说过那句话,她也感觉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。网友和媒体都沸腾了,就像她之前想象的那样,这次骂声淹没了一切声音。

她写道歉信,“我不该认识你爸爸,不该写出让你们不愉快的文字,很多很多不该!”还说自己暂时不去探望丈夫了:“我现在万念俱灰,也不再相信人间有情。”

结婚39周年前,她宣布自己要在那天关闭脸书。这次还写“珍重再见,后会无期”。

自己的生活

 

琼瑶没有后会无期,“失去”爱人,也回不去“自己的生活”了。三个月之后,她的新书《雪花飘落之前》出版。人生头一回,琼瑶新书的出版社不是皇冠。这本书她写得吃力,按她的笔力,十几万字的东西哭哭停停写了5个多月,可算很慢。

可园的客厅里,杨玉欣坐着轮椅赶来见她。这个失去自理能力已久的人是来帮助这位作家的。

中国台湾安宁疗护病房,这里可以为病人提供身心灵的治疗

 

她们聊了3个小时。卸任后,杨玉欣在为所谓“《病人自主权利法》”的实行做准备,死亡话题上,琼瑶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的大。她主张安乐死,杨玉欣告诉她“安乐死是加工缩短生命”,这是为了确保病人的自主权利;琼瑶讲自己照顾丈夫的过程,杨玉欣说“家庭照顾者80%患慢性精神衰弱症”,她的痛苦是被理解的。

43岁的杨玉欣理解79岁的琼瑶。她19岁那年得了罕见病,慢慢瘫痪,已经这样坐了10年。除了被人抬上马桶跟床,每天只能保持这个姿势,裙子底下是两只长年累月肿着的脚。她还当过主持人、在罕见疾病协会工作过。

在这场会面的尾声时她的先生孙效智也赶到了,法案正是这位台湾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写的。见到琼瑶之前,她的经历上已经进了孙效智的教案,“里面有很多不了解相关规定,束缚老百姓思维的地方”。孙效智正在训练医护人员了解台湾地区有关规定,他一条一条地给学生分析:遗嘱里说病危的时候不要插管,就相关规定而言没效果——要签的是意愿书,不是遗嘱;病危的概念也很不专业;他适不适合现行所谓“《安宁缓和医疗条例》”中的拔管条件呢?这需要先被相关专科医生诊断为末期病人……

他们坐在这里见琼瑶是受了陈秀丹的引荐。琼瑶给陈秀丹打电话,问“这里的老人有善终权吗?”,又问她可不可以帮自己的新书写序。陈秀丹当然愿意,又说:“我不够看,我帮你找一群人”。她还找了中国台湾的安宁疗护之母赵可式教授。那封公开信也写进了她的讲义里。

8月1日,琼瑶为新书开了记者会。面对镜头的时候,她极不熟练。问了几次“听得到吧?”声音断断续续。她总是对不准麦克风,“对不起,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经验来接受这么大的访问。麻烦静一点……”还是断断续续,“对不起,因为我实在太笨了。”直到有人上前举起话筒对准她,琼瑶才讲起自己写书的初衷。她攥着手机上台,想展示大孙女发来的祝贺微信。拿出手机又不会操作了:“淑玲在哪里?我又没有办法把它调出来了。”她叫秘书上来帮忙查微信。

有记者问她和平家子女的关系。

这是琼瑶最不愿意提的。但她说了很多:“现在我们避免见面吧,这是最坦白的答复。认识鑫涛以后,我觉得我是奉献了我的一生。我认为我对皇冠而言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对鑫涛而言,尽心尽力照顾他,最后他失智,我还为了他的善终权而和子女起冲突了。这个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。假如有一天,他的子女想通了,我是因为爱他的父亲才会这么做的,我愿意张开我的双手,把他们抱在我怀里,我们可以一起哭。”

又说:“我不能因为他们的抗议,而不写这本书。这本书是针对整个社会的,不是针对我们的个人恩怨。”

8月末,新书座谈会。主持人引着她和一众嘉宾上台,掌声响起来。

琼瑶坐下,裤腿往上蹿了一点,黑色的纽巴伦鞋里露出黑色的中筒袜,包裹住两条细瘦的小腿。她把两条腿娴静地并拢着,脚尖碰着脚尖,侧向一边。她瘦多了。短发吹得蓬松,显得脖子尤其细长。别人说话的时候,她向台下看着,没太多表情。先是左手放在右手上,隔几秒钟又迟疑着颠倒下位置。

还是有点局促。琼瑶要适应一会,但这次的时间可不算短。嘉宾就坐前,已经有人在台上讲了好一会。

她新书的出版社选了《天下文化》。高希均很早就上台发言,这位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《天下文化》的创办人。

“我们35周年,出了将近4000种书里面,基本上跟文艺爱情这一块联系不大。”他讲自己没读过琼瑶,又讲起1977年沈君山带他去她家做客的一面之缘,然后谈到他与琼瑶40年后的第二次见面“6月下旬我们在我们的小小的人文空间……”那天他拿到了新书的手稿,一晚上就看完了。

高希均说到“因为这本书是提倡一个新的观念,叫善终权”的时候,准备上台的赵可式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中国台湾“安宁疗护之母”赵可式

 

她已经为这件事奋斗了30年。40岁时从护士岗位辞了职,留学念到博士才把安宁疗护带回这里。为的是让人死前能得到免除痛苦的科学治疗,非延长痛苦的过度医疗。

2006年,赵可式在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查出乳癌。这里的安宁病房由她开创,那年她还在医学院里兼任教授。把病理报告输进专业网查了自己的存活期:五年存活率是20%。她想把自己的经验留下,做完手术把手吊在衣架上写书。

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报做过一份死亡品质调查,2015年,中国台湾在这份报告中位列全世界第6、全亚洲第1。这是从她开始的,赵可式当得起安宁疗护之母的名头。

现在,她感慨讲台上的大知识分子对这领域的空白。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先被了解,可琼瑶夫妇这样的文化人不知道、高希均这样的知识分子把它当做全新的观念、这里的少数医生至今还以为帮病人拔管是犯法的。

现在,69岁的赵可式每年演讲200场,自己搭捷运往返,自己做400页的 PPT。但台下的听众总是那些老年人。直到琼瑶的新闻出来,她接了很多记者电话,又都拒绝了。因为“记者问我说,你要说 YES 或者 NO。我说要15分钟才讲的清楚。”

在台上,赵可式管79岁的琼瑶叫琼瑶姐。她做了几十页的 PPT,发言超时,挤掉了陈秀丹的时间。

“假设我的病非常清楚,以现在的医疗是不可能再好起来的,我就是躺在床上任人宰割,吃喝拉撒大小便全部都是这样。那请问你们愿意这样子活着的请举手。”说到最后,赵可式向台下发问,没有人举手。

最后一个媒体提问环节。琼瑶也问了台下的观众三个问题:“大家都看过我这本书了,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动吗?”

“有!”最响的一声从第一排当中传出,一个拼尽全力的男中音。

“谢谢你们!谢谢你们!你们认为我这本书对鑫涛有任何害处吗?”

“没有!”整齐划一。

“谢谢你们!你们认为我提议善终权是因为我爱他还是我恨他?”

“爱他!”山呼海啸。

散场前,她把儿子儿媳和孙女叫上台,全家向观众席鞠躬,又走下台和亲友道别。

观众席里迅速出现一种对峙:琼瑶在一头,家人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跟着她,有人搀扶着她的手臂。不断有人上前和她拥抱,他们头挨着头说上一两句,或者挽住彼此的手轻拍;媒体在另一头,闪光灯噼啪作响。所有观众都涌到前两排,把他们层层围住。

一位女士从后边大步走来,大声哭诉她丈夫相似的经历。她一直进到圈里,没人阻挡。琼瑶也走向她,眉头紧皱,努力听。闪光灯转过来,一阵噼啪。琼瑶一样拥抱了她。

红色的桃心

 

“每天对我都是折磨。鑫涛这种状态,折磨大概只有对我一个人。因为我对他的感情是那么强烈。”这句话她在座谈会上说过了,接受《智族 GQ》的采访时,她又说了一次。

采访的最后,她迈着缓慢的步伐领我去坐电梯。电梯下到地下二层,拼图室很宽阔,半人高的拼图一张张挨挤着挂在墙上。

第一张拼图是老两口带孙女出门时买的。2003年,丈夫的第一场大病刚好,琼瑶停下写了一辈子的笔,决定歇一歇。

8岁的小孙女沉迷得很,每天很快就把饭吃完,用头撞着她的背要去玩拼图,还在比赛上拿了奖;图越拼越大,市面上的图案买光了,家人、秘书就去国外网站上搜罗新的类型;后来孙女的兴尽了,琼瑶还沉迷其中。她在卧室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桌子,上头是拼图的半成品,家人走进来,都会坐下来拼一拼。

拼好的图多到没法处理,平鑫涛请来木工,在地下室装满画框,把它们挂到墙上。北极熊的巨幅拼图有两幅:彩色的大熊偏艺术化,身上有别的动物,脚下是几只小熊;白色的大熊写实,一只小熊偎在它身上。平鑫涛把它们放进最大的画框,让两窝熊变成一幅画。

现在,北极熊的两家人依旧高悬着,呼吸相闻,画面宏大。另一张挂在下面的巨幅拼图,角落里签着全家人的名字:平鑫涛、琼瑶、陈中维、何琇琼、陈可柔、陈可嘉。

有人在旁边画了一颗红色的桃心。